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

孟子对于中国心性哲学的开创 ,主要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尽心知性而知天的模式 ,在孟子看来对于心不在于去认知 ,而在于将自己的内心发挥到极致 ,这样就可以体认本心而知天。张载第一次在心性本体论上 ,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 :心统性情 ,把“情”这一概念置入心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了张载的命题 ,提出性为体情为用 ,并在性情之上 ,加上了一个统领主宰 ,即心 ,将孟子的心性之心转换成主体性心的概念     

闲吟闲咏谱棹歌--论蒋捷词的独特风格

蒋捷词风独特 ,与其家世、人品不无关系。蒋捷生于巨族 ,家风淳厚 ,正值壮年却痛失家国 ,惨遭离乱 ,一身民族正气使他隐而不仕 ,宁愿漂泊江湖。家世国运影响着词人的创作 ,其词既有飒然凛风之豪放 ,又兼绮丽纤柔之婉约 ,在宋词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朱之锡治河

清初河患异常严重,清承明制设立河道总督。朱之锡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他在任期间提出了具体的治河措施并加以实施,使河患得以减轻。朱之锡为治河鞠躬尽瘁,病死于任上,因此,深受沿河百姓爱戴,死后被沿河百姓称为河神。     

朱熹和谐理念的现代诠释

朱熹对传统思想中的和谐理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是一份值得研究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朱熹从自然和谐、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普遍性;从公平性、公正性、和平性、包容性、多元性、适中性、和睦性等方面论证了和谐的原则和基本精神;从宣传教育、建立纲纪、减轻负担等方面论证了实现和谐的方式和途径。     

唐代淄青镇的特点

平卢淄青镇是唐代的一个重要藩镇,它的建立、灭亡及内部环境都呈现出一定特色:它是由原平卢军南下青齐地区而建,内部稳定,而迅速败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反对割据。     

朱德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朱德进入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凭藉的是他的卓越的军事贡献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从“红军之父”到“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 ,从“人民的救星”到“党的领袖” ,既表明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 ,也蕴含着党和人民给予他的极大光荣 ,反映了他追求进步 ,服从真理 ,实事求是 ,不断创新的卓越品质。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时期是党的七大。朱德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他实际上起了一个稳定的中和的作用 ;从194 5年到 195 6年 ,朱德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职务、地位和威望仅次于毛泽东。     

历史民族志《溪蛮丛笑》论略——兼论作者朱辅其人

《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 12世纪时沅江流域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土产方物、文物古迹 ,是研究这一时期湘西民族史及历史民族文化状况的珍贵资料。原书作者朱辅为南宋人 ,其生卒年代、仕履经历及其人品才识的具体情况史料缺载 ,本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借助《溪蛮丛笑》一书本身和叶钱为该书所作序言及其他相关零星资料 ,尽可能对朱辅的生平、为人品格和才情学识加以大致复原     

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关系论

朱光潜不是一个否定文艺与道德关系的美学家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有直接关联 ,也与朱光潜希望改造社会的愿望有关。但朱光潜对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三种解答 ,没有解决文艺与道德的内在联系问题 ,他对文艺与道德特性的区别是模糊的。